他指出，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上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严重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有了起义，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以往人们曾认为，腐败是长在剥削阶级身上不可治愈的癌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会被腐败打倒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发生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具体原因各异，但在因腐败而丧失应有的****性和执政能力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邵景均说，尽管我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根据地廉政建设，但是一旦真正执掌了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根据当时的统计，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北京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查处贪污腐败分子650人，涉案总金额约15亿元(旧币)。同期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涉案总额186亿元。其他地方这类贪污腐败现象也多起来。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毛泽东同志及时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党执政后最早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展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创造了新中国初期的廉政局面，巩固了年轻的共和国政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新特点。邓小平形象地指出：“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一些党员干部被腐蚀，不正之风来势很猛。党****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改变以往靠群众运动的做法，坚持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反对和纠正领导干部特殊化，打击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行为，遏制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于种种原因，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党****提出“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大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力度。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特别是在查办大案要案、深挖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邵景均认为，面对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之所以总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是因为党始终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看到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其一，腐败会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其二，腐败会使党失去执政地位。其三，腐败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化为泡影。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为什么腐败现象还是“易发多发”呢？胡锦涛同志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还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以上论述表明，造成目前这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邵景均提出，在如何反腐败的问题上，不能“就腐败讲反腐败”，必须视野开阔，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从治标与治本、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作出努力，尤其要注重治本，注重预防。一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发展。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四是建设科学、严密、完备、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五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六是毫不放松地严厉惩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