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

　　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善于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中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5年11月19日，在****已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工作后，我去恩来同志办公室告别。这以前，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在****和地方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曾激动地对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他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来。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今后要面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局面。我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杨尚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十二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康生、江青等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是知道的。当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

　　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遭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的痛苦。　　——薄一波

　　1967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决定举行盛大招待会。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谓“逆流”和所谓“带枪的刘少奇路线”，我和--JLe_军队负责同志处境已很困难。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否依照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当然是很难预测的。7月31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同志忽然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转达总理的通知：要我准备出席"／k一”招待会。还说，对我是否出席的问题，意见还不一致(事实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持反对态度)，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还随身带来了一个理发员，怕我临时来不及去理发。一小时以后，总理再次通知“已经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老总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为了避免意外，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我住处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临赴会时。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我走了没有。当然，这一次几个老同志出席招待会与否，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涉及体现我党我军行之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作风，涉及打破林彪、“四人帮”的乱军篡军阴谋并纠正他们造成的那种歪风邪气。总理这种亲切的关怀，不能不使我深为感动。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形成牢固团结的阶级感情。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参加贺龙同志追悼会时留下的一个难忘的印象。

　　许多同志已经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贺龙同志时。总理曾尽力设法加以保护。1975年6月补行贺龙同志追悼仪式时，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恶果的深深的愤慨。

　　——徐向前

　　1976年1月8日，我正从福州乘飞机去上海治病。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夫妇俩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噩耗!顿时陷入万分悲恸之中。

　　在此半年多前，我自外地回北京过建军节时。总参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豫：总理曾向他问起把我接回来没有?并要他转告我注意身体。我随即给总理写了封信，要求去看望他。不久，邓大姐来了电话，说总理刚动手术，暂时不宜会客。她受总理的委托，详细询问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情况，并传达总理的话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还说：来日方长．要我只争朝夕，把病治好。在长期处于逆境之后，听到总理这些充满着党的温暖的话，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总理要邓大姐向我转达这些话，当然也决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关注，而是出于革命大义，是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被剥夺了为党工作机会的老干部的关怀。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老干部如贺龙同志，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时，总理曾经多方保护，让他住进中南海．以防人身安全受到坏人的威胁。贺龙同志的亲属曾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我谈起这些情形。贺龙同志恢复名誉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重病到会，致悼词时是很动感情的，在场的同志无不深受感动。杨勇同志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放期间，摔断了腿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使腿伤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总理总是处处照顾别人，而从不考虑自己。许多和总理有过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都知道：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办公到深夜，但当他为某件事情需要找人询问或商量的时候，如非特殊紧急情况，总要秘书先问一下：要找的人睡了没有?如果睡了就不要叫醒。总理关心干部就是这样无微不至!我们的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老人家健在时，也往往是彻夜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些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上述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的同志，都交代自己的秘书：只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来了电话，不论夜已多深，都要叫醒自己。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经常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电话上叫醒啊!但这已经成为永不可复得的幸福了!总理生病以后，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希望能够去看望他。1975年国庆节前，邓大姐又来了电话，告诉我，准备安排我和总理见面，邓大姐还要我的老伴做我的工作，她自己做总理的工作，以免见面时过分激动，影响健康。结果那一次，又因为总理手术后刚刚拆线，伤口愈合情况不好，医生不同意．没有见成。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着总理康复后能够见面的日子。就在我去上海治病的时候，我们还在盼着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哪里想到，我们这个热切的愿望，一夜之间竟成了终生的遗憾!为了瞻仰总理的遗容和参加追悼周总理的活动。我匆匆中断了治疗，赶回北京。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们住的京西宾馆，从住所的同志到服务员，几乎全部在守候灵车。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一样，身体不好的就倚在窗边等着。大街两旁守候灵车的群众，排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长龙。当灵车经过时，群众的哭声随着凛冽的寒风，一直传到我们住的十二层楼上。在追悼总理的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时，那弥漫全场的由于强制压抑而显得格外沉痛的悲泣之声，更加使人肝肠欲裂!这种从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心底进发出来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也使我在深沉的哀痛中更加怀念总理的许多高尚品德。　　——罗瑞卿

　　“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拖进了沉重的灾祸里．当时我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受冲击，挨批斗，遭绑架，继而又被投入监狱，在四壁漆黑的囚室里抗争五度春秋。

　　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拯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的变革，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来听别的同志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讲革命历史还提到红十四军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三个人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今天，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出于对革命的责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属的同志，努力培育帮助自己的同志。回忆几十年里与他的接触，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怀，是信任。是爱护，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谊，是不尽的温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准许离开囚室，出来治疗被折磨跌断的腿。后来得知是叶帅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指示立即把我送三O一医院治疗。我渴望能见到恩来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邓颖超大姐联系。大姐说：“他病了，****规定不让见。我替你转告，等他身体好些，你们再见面。”我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交付给我的新任务里，默默地决心学习他的榜样，在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努力为国为民多办实事，以好的成绩再去见恩来同志。　　——张爱萍

　　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身难忘。“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同志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同志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同志是冒着很大风险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我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对周总理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乌兰夫

　　亚非作协会议结束后，陈毅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斗争对象。外交部长嘛!陈毅从京西宾馆回来，要回中南海。造反派看到陈毅的车来了，一下子就围上去了。在中南海邮电局东南面有我们一个连驻在那里。陈毅是个军人啊，他是老帅，有经验，立即下了车，跑到邮电局那儿我们驻的一个连里面去了。然后打电话告诉我。

　　造反派一看车里面没有陈毅，到处找，哪儿也找不到。我打电话报告总理，总理说：你赶快去。我让陈毅坐我的车，把他送到中南海。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说，好。这是****次。

　　第二次，是参加造反派批判陈毅的大会。有总理，还有谢富治和我，我们三个人参加了，在外交部大楼。每一次批判陈毅的会，总理几乎都参加，并亲自布置保护措施。他对我说：你要搞一辆车放在外交部后门那个地方，万一他们冲，挡不住，你就把老帅拉上车带走，拉到人民大会堂也可以，拉到中南海也可以。

　　我们组织了七八个战士，身体好的，健壮的，有力量的会拳术的，要挡啊，保护陈老总。外面也有部队。

　　会议开始后，有些人起来就想冲。我向总理请示，总理发火了。我把陈老总拉到后面，坐上车就到中南海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批判陈毅的大会。陈老总先去了，我在总理那儿谈问题。出来后我去找陈老总。陈老总说，今天开我的斗争大会，我请吃饭，我们吃回锅肉，吃好一点，准备斗争。我就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批斗会完了你也来吃饭。陈老总当时讲：我在京西宾馆的检讨是违心的。我这个人犯过错误，但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承认。过去他们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我把毛主席接回来了。我说，陈老总，这个话你不能讲。当时谢富治也在那。我说，过去肃反有对象，现在这些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同志都打倒，我也搞糊涂了。以后。我听说谢富治把这个话告诉了江青。所以江青也是恨我了。

　　那天吃完饭以后就开批斗大会，批陈老总。陈老总他不怕，说：你们斗争我。毛主席都说我陈毅是个好同志，不信你们问总理。总理说：是这样的。造反派听了这话，就起来冲，我们的战士有五六排，都是身体好的，在前面挡，四人一排，手挽手，不让他们冲上来。但最后他们还是冲，往上爬。总理火了，站起来说，你们不听我的，要抓，抓我，打倒我，会议不开了。说完，总理就走了。我们的战士也把陈毅保护走了。所以保护陈毅，总理想了很多的方法。

　　——傅崇碧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毛担心共产党1949年胜利后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经被腐蚀了．年轻人变得软弱了。他认定只有在动荡中使中国保持其革命价值。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宣称“在我们开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们……则是老年，又有经验。他们有较多的学问，但是我们有较多的真理”。

　　青年人中，有许多由于缺少在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会而感到极度失望。他们以报复的心理作出反应，焚烧了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工厂。哲学家林语堂把“革命总是毁掉孩子们”这句老生常谈的成语倒过来评论说．“在中国是孩子们在毁掉革命”。

　　毛的红卫兵模糊的使命是破坏了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周作为总理却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有将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他以惯有的镇定，一连三天两夜忙于在一连串的马拉松会议上，对付那些围困他的人。这就发泄了他们的不平，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不久这群人就开始散开了。

　　1971年基辛格从他秘密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告诉我。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异。周是****代共产党领袖，他在革命中为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他还是一位推行经济逐步现代化计划的领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如要在以后几十年满足人民和国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经济现代化。

　　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中国可以把周作为保护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在周身上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周将以他的外交成就而博得崇高的声誉。他引导的是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虽然如此。他还是利用提供给他的各种机会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就。我在1976年周逝世后不久会见他的遗孀时．我对她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作是他的伟大的明证。然后我要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周的非凡经历：“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49年，周恩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据说，当他因劳累工作过度，患心脏病和癌症住院时，仍坚持工作。他的风度，像毛泽东一样，是极端中国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住权力，好像坐在一个运动着的陀螺上，他总是在中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

　　当毛泽东愿意搅起人们心中的火山时，周恩来就像个工程师似的前来组织零部件，对细节给以最仔细的注意，在处理“中国的”形势时有超级才能。没有哪个古老的官员能够以计胜周。毛是个政治家，周也是，但他还是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周是协调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首要联络人。

　　总听说周恩来生活美满，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遭受过那么多次未遂的谋害。在60年代，成千上万的极左分子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索取共产党****委员会的秘密档案，周说服了他们，他们离去了。1967年，周发现一群红卫兵暴徒正在袭击英国代办处．他到了那里．愤怒地命令他们“回家去。哪儿也别去”。

　　周恩来不像毛，没有平民模样。他代表着中国人叫做学生的人，是知识界的保护人。他的事业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那时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他比“朱毛”那一对较为商埠型，更富光泽，更熟悉世故。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人称之为“儒将”的人。

　　在周恩来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能够缓和是不使人惊讶的。周是伟大的、自由的、温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开朗的、坦率的。

　　——【美】海伦。斯诺

　　周恩来有令人喜欢的性格。他很开朗．有幽默感，他知道什么时候应严肃起来。他有一种匀称感。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同时并不令人感到沉重。他没有一点骄傲，有时还带些率直。他很谦虚，平等待人，有人情味，使人感到安逸，不紧张。与他谈话，令人愉快。

　　他有深刻的才智，能看穿很多情况。不是只看表面。他不会受骗或被人引入歧途。他有很实际的头脑，逻辑性强，理解力强．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具备一个好的外交家的品质。

　　马歇尔说：在他赞赏的世界上的许多领导者中．周恩来是****者之一。周恩来的品德、个人修养、业务才能、工作精神都是突出的。他一生献身于事业。他有惊人的渊博的知识。

　　我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印象深刻。他们两人是一对忠实挚爱的夫妻，协调相处，既是好朋友，又是好伴侣，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是非常和谐的一双，这是很难得的。

　　周恩来的另一品质是：像他这样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却有时间而且愿与不在高位的普通人谈话，使人感到舒服。我与周恩来的关系使我感到，我虽然不同意他的共产党哲学观点。但我和他能找到共同点。有人认为：宗教不同不能谈．哲学观点不同不能谈。但周恩来这样具有高度发达的头脑的人，他心理上很稳固，很健全。他不紧张，无所畏惧。也不怕别人反对他。他很自信。当他向我谈他的历史时，我能了解他的思想，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进行革命。他不是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的人，所以他能与人交流思想，他可以与人成为朋友。

　　当人们谈起周恩来时带着微笑，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之处。　　——【美】亨利 李勃曼

　　我****次与周总理长谈是1972年10月。那次谈的范围广，谈了四个半小时。周总理对基础科学非常重视，对应用科学也注重。

　　1974年我回国到上海，看到当时不但基础科学没有，教育也几乎完全没有了。我就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我的意见：

　　“我在上海听人家谈到芭蕾舞学校：学生从小入学．学语言，参加劳动，劳动当然很好，但跳芭蕾舞不能停。此事对我有启发，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芭蕾?既然跳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人大学，加以培养(即现在的少年班)。”

　　我的信交上一星期，周总理即接见我。这是我第二次与周总理长谈，是1974年5月24日(人民画报上有接见的照片)。那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谈教育工作。当时“四人帮”都参加了。邓小平也参加了。

　　周总理说，本来没有想见我，看了我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版送毛主席阅。周总理说完就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大家说明我的建议。

　　当时空气紧张。“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谢静宜就没有礼貌，质问我，要与我辩论(看来谢是有准备的)，谢说：“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当时他自己身体不好，也知道说服他们非常困难，但还是要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总理支持，种子是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此事进行歪曲。5月30日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他那时身体也不好。我主张选少而精的，每天劳动，但同时业务训练应是连续性的。

　　周总理一生对劳动人民是尊敬的。他认为劳动人民和研究人员两方面都重要，他配合双方。他有远见，长期以来他对这些问题就看得很远，他对各方面都注重。

　　邓小平把周总理的思想发展出来了。　　——李政道

　　(刘武生 徐晓红)　　摘自《畅销书摘》